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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劣根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主攻方向

2019-10-25 22:00

(商学院 王亚鑫 史成荫)

国有企业“去行政化”势在必行

beat365亚洲官方网站,9月28日下午,应商学院邀请,首都经贸大学博士生导师戚聿东教授在我校东区思政平台作了一场题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垄断行业国企改革的目标和路径”的讲座。商学院的相关专业教师和部分本科生聆听了报告。

近40年来,国企改革取得了巨大进展,成效显著,在中国经济崛起中功不可没。然而,当改革驶入“深水区”、进入“持久攻坚战”阶段,国有企业仍然存在诸多突出问题,如国有经济规模偏大,涉足面偏广,企业泛行政化,国有独资公司居多,公司治理不尽规范,高管腐败仍存,行政垄断较为严重,内部管理制度僵化。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下,按照改革的问题导向,解决上述问题无疑构成了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的主线。

戚聿东以“供给侧改革下的垄断行业国企改革”为主题,围绕垄断行业国企改革的中心问题,从供给侧改革的根本任务、垄断行业竞争化改造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方向和改革应该选择正确的路径四个方面展开详细论述。他指出,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效率,塑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形成公平式和包容式发展道路,并通过精准的数据分析,提出“竞争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的观点,主张坚持收缩国有经济总体规模,发挥竞争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对国有企业进行去行政化、独资化、独享化、独治化和刚性化的改革。最后,戚聿东针对国企改革提出自己的路径设想,他认为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应该走一条由去行政化到运行模式改革,从竞争模式改革到充分放开,最后全面放松监管的正确道路。

鉴于现实中的股东大会往往“程序重于内容”和“形式重于实质”,因此需要特别加强董事会对选聘职业经理人及其薪酬事项的决定性作用,使董事会成为公司与政府的有效“隔离带”。2005年以后,国资委进行了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建设,即从母公司层面建立董事会,迄今已有87家央企母公司实现了董事会制度,外部董事占多数且有外部董事担任董事长。国有独资公司建立董事会制度是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结构的体现,有利于控制“内部人控制”现象。监督层面,1998年以来的国有企业稽察特派员制度目前已经演变为国有大型企业监事会制度(即外派监事会),外派监事会1998年设立初衷为过渡性制度安排,而且人数上“只做减法不做加法”,但现在似乎已经常态化了。因此,需要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规范性要求,需要将外派监事会转设为公司内部监事会。

在高级管理者层面,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文件提出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的要求,逐年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竞聘上岗要体现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实现高管“能上能下”的动态柔性机制。在总结企业高管副职公开招聘经验的基础上,实行企业高管一把手公开招聘,要特别注意招聘优秀的外国企业高管和民营企业高管,形成中央企业“董监高”队伍的职业化和多源化。

深化内部制度改革彻底实现“四能”

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微型和小型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没必要滞留,各级政府应该按照“只做减法不做加法”的原则,逐步有秩序地退出。长期亏损、资不抵债、依靠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的企业,需要按照破产法进行清算和退出。当然,对职工安置,需要一个妥善的“托底”的社会政策。管理层级过多的国有企业,也应该成为战略性退出的重点。

整体改制实现母公司层面混合所有制

我国正在进行的混合所有制试点,基本上都是在某个子公司或某块业务进行,没有触及到母公司层面。这是时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大软肋。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定要着眼于国有企业母公司而非子公司层面、着眼于主营业务而非辅业副业、着眼于垄断环节而非竞争环节,为整体改制和整体上市打下坚实的产权基础。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将现有母公司(集团公司)的国有独资公司先改制为国家绝对控股公司(国家持股50%以上),再逐步改制为国家相对控股公司。

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革的首要任务在于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即对垄断行业进行竞争化改造。推进垄断行业竞争化改造,首先尽可能实行“网运分开”,将自然垄断企业中的竞争性业务剥离出去,不断扩大市场竞争的产业范围和容量。与此同时,积极探索多家综合运营商的有效竞争模式,为技术进步趋势下企业的产业重组和价值链再造留下余地和空间。对于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各式行政垄断行为,可运用反垄断法和竞争审查制度加以约束。

现阶段,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现象仍存,从深层次上反映了国有企业的治理问题。因此有必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重点引进实力相当的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混改”,有助于建立多元化民主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释放“治理红利”。

鉴于国有企业母公司基本上为国有独资公司,有必要重塑国有企业的产权模式,按照国际经验和绩效导向,在国有企业母公司层面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混合所有制。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呈现“刚性化”状态,表现为企业只生不死,员工只进不出,高管只上不下,收入只增不减。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出发,必须实现国有企业从“刚性化”向“柔性化”转变,实现“企业能生能死,高管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的“四能”状态。

国有企业按照政府序列的行政级别,分为中央企业、省属企业、市属企业和县属企业四级,所有国有企业都被赋予相应的行政级别,从正部级一直到副处级。国有企业泛行政化,引发了多种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现象。国有企业家可以“商而优则仕”,政府官员也可以“仕而优则商”,很多情况下,国有企业成为政府官员晋升过程中的“中转站”,或即将退休政府官员的理想 “归宿点”。

需要深入贯彻公司法,注重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选聘机制,政府也需要按照法定程序行使委托者的职权,不可越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直接任命国有企业领导人。上级党委只能直接任命公司的党委书记,至于党委书记作为高管能否当选董事、进而兼任董事长,应该完全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上级党委应该充分尊重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合法选择。

收缩国有经济总体规模和产业布局

国有企业泛行政化,使得企业间“高管对调”现象成为常态。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竞争企业高管之间是不可能“对调”或“互换”的,但在我国国有企业体系中,这种“对调”现象却十分常见。当企业间激烈竞争之时,上级部门可能突然将双方或多方之间的高管进行“对调”。在反垄断法中,这种“对调”无异于深度“人事合谋”,但在行政化的国有企业中,国有企业家服从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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